国际政治中的不确定性与错误知觉

国际政治中的不确定性与错误知觉

国际政治中的不确定性与错误知觉

⊙ 丁松泉

　

杰维斯（Robert Jervis）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中国的政治和战略传统强调知彼知己，决策与战略设计建立在对彼方的知的基础上，这构成为中国政治和战略思想的一大缺陷。因为在国际政治中充满着不确定性。即使拥有现代高科技侦察手段，也无法百分之百地了解对方的全部真实意图与行为。事实上，正是因为国际政治中充满不确定性和未知性，导致了一系列国际政治中的错误知觉。杰维斯（Robert Jervis）在《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中指出了人类常见的错误知觉及其原因，可以为我们的政治与战略决策思维提供有益的补充。

　　在国际政治中，国家作为理性的行为体，精于理性的计算，但是，为甚么在行为体双方均不希望冲突的情景中，在原本可以合作的条件下，会发生冲突和争斗，会拒绝合作而走向战争？杰维斯从决策者的心理认知这一最微观的层次入手，分析决策者心理活动对于一个国家的国际行为起到的作用，他透过错误知觉的形成过程寻找答案。他意识到，作为重要的决策者和政策执行人的个人作用不容忽视。对于同样的客观世界，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理解，同时，每个决策者均有自己的认知局限（cognitive limitation），所以难免出现错误知觉。

　　 杰维斯发现，心理学理论中讨论的几个导致错误知觉的重要机制在国际政治领域同样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错误知觉的生成机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认知相符现象（cognitive consistency）。杰维斯认为，区分理性与非理性两种相符理论能够更加清楚阐明心理学理论在决策领域的应用。相符性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被理解为一种强烈的认知取向，即人们趋于看见他们预期看见的事物，趋于将接收的信息归入自己原有的认识中去。当认知结构处于平衡状态的时候，我们会感到十分惬意，我们会很快地知觉事物、记忆事物；我们对新信息的解读也是以维持和加强这种平衡的方式进行的。因此，当决策者接收到的信息与自己原有的认识不一致时，他们就可能对新的信息或者视而不见，或者曲解误断，以使其能够与自己原有的认识一致起来。在许多情况下，决策者趋于忽略或无视来自对手的善意信号和姿态。杰维斯指出，无视与自己认识不一致的信息和将这样的信息纳入原有的认知框架之中，会使不正确的意象得以延续，使不明智的政策得以继续。例如，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Patrick Hurley）制定其中国政策时，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中国共产党是弱小的一方，所以只能接受蒋介石的建议。他缺乏对中共实力的准确估计，也没有去捕捉可以导致准确结论的信息。

　　第二是诱发定势（evoked set）的作用。杰维斯指出，人们总是根据自己的关注对象来解读收到的信息，这种诱发定势可能有足够的强度，使一个人忽视那些与自己事物无关的信息，而事后才发现这些信息是值得认真注意的。如果信息发送者与信息接收者有着不同的背景，就会出现错误知觉。信息发送者认为是最重要的内容，信息接收者可能认为无足轻重或是不可解读。信息发送者认为是明确无误的内容，信息接收者可能认为是极端模棱两可。更可怕的是，接收者会断定信息传达了明确的信息，可是接收者的解读与发送者的原意恰恰相反。由于人们对新信息作出判断的时候，受到他们接收这一信息时正在处理和考虑问题的影响，所以，重新调整人们的关注焦点是很困难的事情。

　　 第三种错误知觉来自于历史。人们常利用过去的经验来支持自己的偏见。杰维斯指出：「历史类比可以使人从以往的事件中获取洞察力，所以是理性思维的有用捷径。但是，这样的类比也可以遮蔽现时事件中一些不同于历史事件的侧面。」（页225）对于二十世纪30年代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的绥靖政策，美国政治家从中汲取了不同的认知。美国总统约翰逊（Lyndon Johnson）认为：「在越南投降不会（带来）和平，因为我们从慕尼黑的希特勒那里得到的教训是，成功只能使人们具有更强的侵略野心」，而事实上，越南的情况与纳粹德国并不相同。由于对绥靖政策的过份通则化，因而抵制国际政治中必要的妥协，往往导致不必要的后果。